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饮水思源，我只想为党为国家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”，这是9月6日刘景蒿老师接受档案馆访谈开口讲的第一句话。
跟刘老师在一起，她纯净的笑容，慈爱的眼眉，精神的银发，一侃就是3个多小时的中气十足，由不得你不喜欢她、不敬佩她。94年的岁月沧桑在她身上沉淀下来的是纯粹、是自然、是智慧。
刘老师现年94岁，是学校的离休干部。1986年，刘老师从我校离休，离休前一直在我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任党史课教师。
“离休”不是“退休”，是因为刘老师在建国前就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
革命工作和教书育人是刘老师永不褪色的初心和坚守，她一心向党、红心育人，践行了“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”的入党誓言。
一、革命家风养初心
用知识为乡邻服务的父亲。1929年7月14日，我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石板乡石河村。曾祖父是秀才，非常看重读书，把父亲送到上海一中学读书。当时能读中学而且是上海的中学，这在当地极其罕见。父亲中学毕业后回到家乡，常帮助乡邻解决纠纷，在当地很有威信。抗日战争时期，父亲任“联保主任”，一心为公，日夜操劳，尽心尽力，保一方平安，受到乡民的爱戴。抗战结束，父亲在家乡兴办了“石板乡中心小学”，我和妹妹就是在这所小学毕业的。
自学识字的“大脚”母亲。我非常崇拜母亲，母亲“伟大聪慧”。母亲自强、勤劳、善良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我。母亲的父亲彭润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前辈，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，因此，母亲很幸运，避免了缠脚的痛苦。母亲出生在清朝晚期，没有条件上学，全靠自学识字。母亲有个伯父，开了个药店，母亲经常到药店去玩耍、看伯父抓药，“看药认字”，日积月累，母亲学会了很多字，不仅能认字写字、读书看报，还能开处方和教书，成为没有进过学堂的文化人。乡亲邻里，哪家有人生病了，都来找母亲开药单子，母亲从来不收钱。母亲在我们乡下自己办过一个学校，叫“松溪小学”，母亲叫农民的孩子来上学读书，母亲给他们上课，有几十个学生，学生们不交任何学费，还给他们买书。我和妹妹就是在那个学校启蒙读了一年级。后来，抗战爆发，学校才停办了。
母亲思想新潮，上世纪四十年代，我幺姨住在成都，母亲和妹妹就去成都耍，看到成都的“马桶”很方便，母亲回来后，在楼角上，就自己动手做了个“马桶”。母亲品德高尚，用新思想教育子女，主张男女平等，母亲经常说：一个人要活给自己看，不是给别人看；要与人为善，不争强好胜；要自尊自强，靠自己的本事做人；要勤劳才能有智慧。母亲慈祥，但对我们从不过分溺爱，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“不挑食”，什么都要“吃”，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很好。
彭立人表哥。表哥是红岩英烈，对我立志革命影响很大。表哥1923年出生于达县赵家场，随祖父彭润生长大，从小就受其进步思想影响。1939年，表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翌年，组织成立“达县学生抗日救亡宣传团”，利用节假日，深入城乡，宣传抗日。1942年，他到黄炎培创立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学习。1945年，他积极响应“革命青年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毅然向党请求到农村去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。1946年，在祖父彭润生资助下，表哥在赵家创办“利群农场”，开设“利群商店”、“大森商店”，作为党组织的联络点，还办了一个栽种果树的农场，为地下活动筹措经费。
在表哥的影响和帮助下，父亲学着经商，开办了小型的锅厂、酒厂、榨油厂。一个月下来，还是要收入一、两百元。卖的钱（当时纸币少，多为硬币，叫“壳儿”）就用布袋子装好，挂在墙壁上。隔一段时间，表哥他们就要回来拿钱。表哥常扮成力夫、牛贩子，往返于重庆、达县之间，一夜急行百余里，被人们称为“铁脚板”。1947年，表哥被任命为中共达县特支书记。1949年，表哥接到了新的任务，回到重庆，从事“工运”和“学运”工作。由于叛徒的出卖，1949年6月12日，表哥在重庆不幸被捕。11月29日，重庆解放的前一天，年仅26岁的表哥被敌人杀害，壮烈牺牲。
上世纪三、四十年代，我的叔叔、表哥、哥哥、姐姐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。他们为革命，不计个人得失，不惜钱财，献出了毕生精力，直至宝贵的生命。在他们的熏陶和影响下，我的心灵深处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，萌发了一个愿望：将来长大了，要为劳苦大众多作贡献。
二、艰难求学启思想
求学艰难。女子解放自己就要读书。我在母亲办的“松溪小学”启蒙读的一年级，后来，在父亲办的“石板乡小学”毕业。1942年，我考入了“四川省立达县高级中学”（以下称“省达中”）上初中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为避战火，省达中曾一度搬迁到“檀木场陈家院子”办学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。那时，我十二、三岁，从家到檀木场要走90多里山路，要爬“雷音铺”那座山。上学只有一条小路，云遮雾障，荆棘纵生，很难走。饿了，啃个饼饼；渴了，到老乡家里找水喝。一早出发，天黑才走得到，脚都走肿了，但艰苦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。
思想启蒙。初中毕业，我考取了省达中的高中。在“省达中”读高中的时候，我还不到16岁，地下党的一个同志给我送了一本“大众哲学”，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，开始如饥似渴接受这些新的思想。后来，表哥彭立人又给我送了些书来，有《北方文丛》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《李有才板话》等。读了这些书后，很受启发，思想开窍了，奠定了我走向革命的思想基础。
三、走向革命迎解放
地下通讯员。1947年，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，就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。第一次执行的任务是把一本书从达县城送到双庙场街。那时候，出城南门过河，国民党兵要检查，我就把“语文课本”书的封面扯下来，粘贴在送的那本书上，“丘八兵”也认不到几个字，一看是中学课本就放行了。从达县到双庙场，有70多里路，来回140多里。我记得那次送书是周六下午放学后6点左右出发的，不分昼夜的赶了7、8个小时。把书放到了大石头下面后又往回赶，第二天下午就赶回了学校。现在想想都还多佩服自己，路真的是走出来的。后来，我多次很好完成了“党的地下通讯员”的任务。
高考“罢考”。1948年夏，我和同学一起赶到重庆沙坪坝参加高考。第一天考数学，大多数题还是能够做得起，只有少数题很难。我旁边坐了个穿绿衣服的，他几下就做完了。第三天考外语，地下党的同志在考场外张贴了很多大字报，甚至把“考题”都贴出来了。大字报上说：当局事先已经把考题漏给了“青年军”。题都漏给青年军了，那我们普通老百姓还有啥子考头哦！于是，我就罢考了！
到小学教书。高考不成，家也难回，怎么办？期间，通过地下党组织，我去了重庆歌乐山下一所小学教书。这所小学的教学全部由地下党的进步青年承担。期间，地下党有七、八个人，每周四、五、六共三天要开展活动，经费就是我们教书的薪水。1948年底，国民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，重庆风声紧，我和同学就在重庆亲戚的帮助下，乘坐从重庆到达县运盐巴的货车回达县。我们坐在盐巴车的最上面，天很冷，两个背靠背坐起，一路极其艰苦，车开了三天，好不容易赶回了家。
迎接解放。1949年开春，我到达师附小教书，地下党叫我们组织“读书会”，于是，我们组织比较要好的同学，一起读进步书籍，一起活动，一起唱歌。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”，我们嘴上悄悄唱着，心里满是对即将到来的达县解放、全中国解放的欢喜。我姐姐的同学回到了达县，他介绍我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“民青社”。12月15日，达县解放了，我是迎接解放军宣传队的队长。万余民众迎接解放军跨过通川桥进入达县城的场景，现在都时常出现在我脑海中。
四、党性锻炼勇担当
蹲点土改。由于组织关系在重庆，1950年7月我到了重庆，由“民青社”转到青年团，成为青年团员。重庆共青团组织就把我留在重庆工作，把我分配到了川东区农委去锻炼。土改期间，任我为“点组长”，去长寿渡舟蹲点。蹲点要求我们必须住在“最贫苦、最困难”的农民家里。我住在山上的一户农家，距离区上较远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风雨交加，区上开完会， 我往回走时，雨伞被吹烂了，电筒也进水了。冒雨摸黑走回去，还要路过一个坟地，看到坟地的磷火，还以为到家了。弯弯拐拐加上又走错了路，结果摸黑走了五、六个小时，走回去都凌晨三点了，衣服湿透，还是农家那位老人家帮我把衣服烤干的。
被评为优秀团员。1951年上半年先搞“减租退押”、“清匪反霸”，下半年，快到冬天了，就开始丈量田土，把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。我因为工作能吃苦、认真负责、能够和穷苦农民同吃同住，打成一片，被评为了优秀团员，得到了群众的赞扬和领导的表扬。这使我心里非常激动，暗暗攒劲，今后要再接再厉，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，回报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鼓励。
调研“八步云”。1952年调到“西南局财经委员会财贸处”。在西南局开展经济调查时，我被分配到巫溪县山区的一个叫“八步云”的地方，任调查组组长。那个地方非常高，离“上天都只有八歩远了！”我穿布鞋上山都困难，就打赤脚，上面再捆上草绳子（叫做“脚码子”），艰难地一步一滑地上了山。
接我回达县。我于1954年1月，以“优秀团员”直接推荐入党。在这之前，我认识了杨治坤。他比我大几岁，出生诗书世家，也是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。他还喜欢研究马列著作，热爱阅读政治经济理论书籍、以及文学方面的书籍。英语也好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他言语不多，善良诚恳、忠厚老实。我看重他的才学和人品，1954年我们走到了一起。
婚后，我们两地分居。他在达县，任通川报社编辑部主任。我暂时留在重庆市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工作。1955年5月，达县地委书记在成都开会结束后回达县，经过重庆，与我见面时，从达县缺女干部和两地分居的角度，把我顺道接回达县，那也是我第一次坐小车。
五、为党育人殚精虑
到达一中。1958年3月，我到了达县第一中学，怀揣“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”的初心使命，从革命战场转到教育战线。
爱护学生。我尊重学生，做到以理服人。有一次，班上一女生放在寝室里枕头下的生活费不见了，跑到我这里来哭闹。我叫她先平静情绪。接着就召集同寝室学生开了个会，说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就单独来找我。拿钱的同学找到我说这个事情时，非常难过，说不该因为交不起学费就干这么丢脸的事情。事关品德问题，我严厉批评了她，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。我把钱交给掉钱的同学，没有说拿她钱的是谁，只给她说：我已经批评她，她能主动交给我，说明知道错了，我们就不再追究，不要伤她自尊心。
把学生“催”到大学。我记忆力很好，记得所有教过学生的名字。在西南财委工作的时候，我一个晚上就把毛主席的《实践论》背完了。1963年学生高考，记得是第二堂考试，我监考所在考场有一名姓周的学生眼看考试就要开始却还没有来。我当时走不开，就叫人去喊他，幸亏被喊来了。高考结束问他，他说第一堂没有考好，估计这次没戏唱了，就准备放弃了，在寝室蒙头大睡，结果您叫人来喊我，我觉得不能辜负老师的关心，就跑来了。结果这个同学还考上了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。
不让贫困学生“失学”。知识改变个人命运，也改变国家的命运，国家建设需要人才，所以教师的工作很重要。我的一个学生考上武汉大学，他家是贫下中农，他父亲同我说：家里卖了一头猪给娃凑学费，但路费凑不出来了，计划不去读书了。我给他父亲讲了读书的重要性，并说去武汉我来想办法。我就给原来的革命同志写信，请他把学生送到目的地。那位同志不仅把学生安全送到，还替他交了学费。革命同志都乐于助人，都知道学生考上大学不易，都爱护大学生，知道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把自家娃娃培养好。家教家风是一种巨大的力量，潜移默化影响家里的每一个人。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我虽然工作忙，很少顾得了家和家里的孩子们，但只要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，就一定起好示范表率作用，让他们知道“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老大杨渝，老二杨小加，先后下乡当知青，一直保持着读书的好习惯。老大杨渝，在推荐工农兵学员考试时，语文、数学的平均分高出其他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分数，顺利地考入了“北京体育学院”。恢复高考时，老二杨小加，由于他外语成绩不错，被“西南师范大学”外语系录取。老三杨强，后来也考入了“成都科技大学”水利系。三个孩子都学有所成，立足于社会。
来到达师专。1981年，我来到达师专，爱人杨治坤1978年先到师专，我们一家也住在师专，所以学校开办高等教育的困苦艰难我们也是亲历者，真正是“艰苦奋斗、集体创业”。我跟首任校长林来淇是高中同学，他朴实无华，在部队上锻炼过，有“南泥湾精神”，政策水平很高。那个时候挑水吃饭，空闲的时候还要植树造林。学生们虽然艰苦，但很努力、很纯洁，珍惜学习机会。师生们硬是凭着一股子“狠”劲，亲手用一砖一瓦、一树一木把学校越变越好。第二任校长秦志仁与我们同住一幢楼，我们遇见时，谈的不是家长里短，而是学校发展。秦校长经常叫我给他提意见和建议，我也出于对同志的负责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我说：要警惕糖衣炮弹，把党的政策贯彻好，用政策为师生做好事，把师生团结起来，共同推动学校发展。
论从史出。来校后，在中共党史课教学工作中，我紧紧把握住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和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”这两个中心思想，对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。在教学过程中，我坚持史论结合、论从史出。我认为作为党史课教师，首先要热爱党，拥护党的领导，在此基础上，还要熟悉党的史实，论从史出，对学生才有说服力，才能引导学生听党的话，刻苦学习，努力锻炼，成为信念坚定、自立自强的建设者。1984年，我被学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离休不躺平。1986年，我从岗位上离休，革命和工作成惯性了，闲下来还真不自在。每每学校有青年志愿者到我家来开展志愿服务时，我就习惯性给同学们讲革命故事，我常常对同学们说：我们老根据地人民有长征精神，红色资源是我们的宝贵财富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脚下这片热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们的革命先烈曾经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做了什么？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做些什么？
2019级康养产业学院的林涛，2021年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，作为学校第十一期青马班学员，在离退休工作处郑老师的带领下，以一名青年党员的身份来慰问我。我给他讲幸福是奋斗出来的。他毕业后留在成都工作，还时常来看我。我坚持学习党报党刊，关注国家大事，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式，小林每次来，我们都要交流最新的理论观点。
我非常感谢学校历届党政领导对我们离退休老师的念念不忘。今年建党节前夕，学校党委书记黄书记和组织部、离退休党总支、离退休工作处的同志们又来看望我，之前的同事也经常相约来看我，让我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同志们的关心。
美好寄语。希望学校的学子要学习一些哲学，才能登高望远，去伪存真，不仅看见自己，更要为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奉献自己。
老师们对学生要严管厚爱，说话做事要讲原则，身教胜于言传，做好学生表率，引导学生成人成才。
学校处在革命老区，建校时就开始为红色巴山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。我们老根据地人民有长征精神，我们学校要继续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，为党和国家培养更多信念坚定、爱国为民的好学生。
后记：与刘老师前期的沟通和现场的访谈很流畅，她善于学习，接受新鲜事物，会使用手机微信，高兴的时候还发发朋友圈。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模式印刻有她们那一代人的特质，“爱党爱国爱人民”是她在访谈中经常会提及的一句话。刘老师谈到迎接达县解放时，还哼唱起《解放军的天》，仿佛又变回了20岁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的宣传队长。
跟她在一起，思想会亮，心会暖，嘴会笑，正能量会生长。刘老师的二儿子杨小加称她为“革命母亲”。在访谈期间，80岁的王正曲老先生正巧来看望恩师刘老师。王老说：刘老师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和吸引着他们。在刘老师81高寿时，学生黄克健这样写到：
流动的风景，翠生生的蒿
峥嵘岁月路漫漫
风流人生刘景蒿
治病驱蚊献青春
芳草丛中品格高
风吹雨打不弯腰
呵 景蒿蒿景景景蒿蒿
我的恩师我们自豪
蒿蒿风景这边独好
寒冬腊月冰封雪冻
春风吹绿万李桃
坎坷一生夕阳红
耄耋睿智人亦俏
访谈要结束时，我们向刘老师征集“有师专”字样的实物档案，她想了下说，除了照片外，还有一个热水瓶。她叫家人把热水瓶里的水倒掉拿过来。我们心生疑惑：那个时候的物件还能够用吗？刘老师说：除了外面的提手坏了，里面保温得很哦。搬了很多次家，很多老物件都被小辈扔掉了，这个因为还能用，他们没敢扔，所以就幸存下来了。1984年达师专工会发的印有“从事教育事业二十五周年纪念”的热水瓶，刘老师用了将近40年！
刘老师现在很少用笔写字，我们请她题字勉励时，她没有迟疑，而是果敢接过笔写到：学好党的政策，做好学生的表率；身教胜于言教，为青年的未来做表率。
在她心中，党和学生是她心中的牵挂！“一心向党，红心育人”是她深入骨髓的初心和坚守，其精神光芒熠熠生辉，激励我们踔厉奋发，自强不息，把学生培养好，把学校建设好。 (口述档案整理人：丁竹 杨凡)
